新加坡前外交官：香港缺少的不是民主，是治理

2019-07-16 紫荊
文/比拉哈里·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

在我寫這篇文章時，香港的街頭運動仍在繼續，儘管引發爭議的《逃犯條例》修訂已被擱置。這場街頭政治運動是2014年“佔中”的新階段。

造成兩場街頭運動的直接原因或許有差別，但同樣之處在於它們都源自許多香港人的焦慮，他們擔心受到北京方面的支配。我不知道這樣的街頭運動要持續到什麼時候，但我很確定它最終會達成什麼效果：一事無成！

我能理解香港人的不安，他們擔心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嚴格管制，但任何反抗都是徒勞的。

沒有國家會給示威者提供實際支持

自從19世紀末晚清以來，不管中國實行帝制、共和制還是共產主義制度，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向來建立在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我認為中國中央政府不會急於直接管控香港，但它也絕不會在國家統一的問題上做出任何妥協。

在香港和西方人士看來，“一國兩制”這四個字的重點在於後兩個字“兩制”，但中國中央政府顯然更在乎“一國”。至於英國領導層1997年是怎麼想的，和他們現在聲稱當年怎麼想的是否一致，我不願過度揣測。

北京方面願意容忍“兩制”的前提是“一國”不受影響。但香港示威者–尤其是那些違逆法律、訴諸暴力的人–恰恰在破壞“一國”這個前提。

北京方面不會貿然採取行動。中國國內有更大、更迫切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因為中美貿易戰而變得更加突出。所以在香港問題上，中國可以等。畢竟，香港會去哪裡？香港又能去哪裡？它無處可去。除了翻翻嘴皮，哪個國家會真的給示威者提供實際支持？沒有國家。

暴力衝擊令外界懷疑港穩定和法治

香港人習慣地認為整個宇宙都圍着自己轉，這種幻覺恐怕是從英國人那裡繼承來的。但有個狀況示威者沒弄清楚：香港已經沒什麼特別的了。

歷史上，自從1842年《南京條約》割讓港島給英國，香港就起着連通中國與世界的作用。但現在即便是中國內地三四線城市也與世界有着直接的聯繫。特朗普政府也許會使中國與外界的接觸變得困難一點，但任何讓中國和世界脫鈎的企圖都注定失敗。香港現在只不過是中國眾多城市的一個罷了。

當然，香港還是有一些優勢。香港避開了晚清、民國和新中國的政治變遷，並實行法治，因而走向了繁榮。不過，持續的示威以及暴力行為使世人對香港的政治穩定和法治產生了懷疑，並將加速侵蝕香港僅剩的一點獨特性。

西方人在看待香港問題時，一般都將其解讀為香港人在要求更多權利與自由。《紐約時報》7月8日一篇文章的標題很典型地反映出這種態度–《推動香港抗議者的是一種更大的需求：更多民主》。

也許香港人確實想要更多民主。我覺得他們的理想主義和勇氣固然可嘉，但我懷疑他們沒有常識。

從1842年受殖民統治到1997年回歸，這155年期間，英國一直把香港當做殖民地來統治，而不是什麼民主政體；香港人是英王的臣民而不是英國公民。只有等到殖民統治即將壽終正寢的時候，英國才突然改惡從善，一下子把香港人政治的期待提高到沒有任何政府能夠滿足的程度。

今天的香港人是公民，是中國公民。他們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權利與港英時期沒有太大的差別，但比內地中國公民享有更多的權利。還想指望什麼呢？

商業大亨的權力阻撓了港改善治理

香港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民主，而是更好的治理。良好的治理離不開政治代表，但它們並不是同義詞。

許多香港青年之所以上街遊行，是因為他們有一種挫敗感，而造成這種挫敗感的是他們對未來失去了信心。香港的平頭百姓幾乎不可能買得起房，甚至稍微體面點的房子連租都租不起，其引發的社會後果遠遠超過住房問題。

要實現政治穩定，就需要廣大的利益與體制緊密相關的有產階級。2018年，香港住房自有率剛剛超過49%。而在新加坡，這個比例是91%。

我懷疑在所有香港人裡面，唯一讓英國在意的是那些商業大亨。只要他們象徵性地服從英國統治，基本上就隨便他們怎麼發橫財也沒人管，他們發財倫敦也跟着發財。香港老百姓之所以能享受到一些權利，完全是因為英國要為商業大亨創造發財的條件，只是順便讓普通人沾了光。

香港回歸之後，這些商業大亨的權力沒有被剝奪。他們對中國政府也只是程序上的服從，他們大部分財富可能已經不在香港了。但正是他們的權力阻撓了香港改善治理，以及制定合理的住房政策。令我感到驚訝的是，普通香港民眾的憤怒和挫敗感竟然沒有直接指向這些富豪。

不認為中國政府的耐心是無限的

我不認為北京方面會直接干預來穩定香港，因為這樣做對香港是一個嚴重打擊。同樣，我也不認為中國政府的耐心是無限的。

長遠來看，發生在香港的事端只會使中國政府堅定決心好好整治這塊地方，否則就無法無天了。不採取措施將對中國的統一造成更大的影響，特別是未來還要用“一國”的框架解決台灣問題。與“一國”相比，香港能不能維持繁榮，對中國政府來說是個次要的考慮。

人們經常把新加坡和香港看作競爭對手。兩者當然有某種競爭關系。新加坡可能因為香港的麻煩獲得一些短期利益，不過真正深謀遠慮的新加坡人明白，穩定繁榮的香港才符合新加坡乃至整個地區的長遠利益。

新加坡對香港報以同情，但這是當你的朋友或親人絕望地想自殺時你感到的同情。大多數新加坡人絕不會效仿香港人。與香港不同，新加坡是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我們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我們只能期望香港能在干預到來之前自行穩定下來。

示威者要明白一件事，修訂《逃犯條例》恰恰是在強調“兩制”。否則，既然都“一國”了還修訂什麼呢？另外，無論修不修訂條例，難道逃犯躲在香港就能躲掉內地的法網嗎？

本文作者係新加坡前外交官，原刊於7月10日《南華早報》，范莉譯。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本媒體立場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