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故事】一名醫生：我的四城故事

文：白帆

（一）澳門

我出生於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中日戰爭及內戰的結束，沒有遭遇到戰爭的禍害，但人為的政治鬥爭和天然災害卻讓我有機會從中國走到了人生第一個城市。

1961，蝗蟲成災，糧食失收，全國大飢荒，餓死千萬人口，生長在漁米之鄉的我，小小年紀仍然記得要食蕃薯葉及米糠蕃薯餅充飢。為了減少糧食的負擔，當局開放老幼申請去港澳，我幸運地可以跟祖母去了澳門。

 

澳門在1557年租借給葡萄牙，1887 变成葡國殖民地，是中國最早華洋交滙之地。因為面積太小，加上缺乏良好港灣，澳門在過去數百年祗能擔當小型的轉運站，不及鄰埠香港一日千里的發展。當年澳門雖然開放大門給中國移民及被排華的印尼或緬甸華僑，因工作機會不多，年輕人都去了香港發展。在七十年代初期，澳門主要人口是老弱婦孺，在家黏火柴盒及穿珠仔是家庭主婦及小孩賺錢來幫補家用最常見的工作。葡京、中央及海上皇宮是寥寥可數的賭場，吸引來澳渡假的港客。

由於祖母的好勝心理，不顧在外國長輩的反對，我能夠進入貴族學校——培正就讀。培正是基督教學校，校訓是「至善至正」。由小三到中五，由於自幼乖巧，當了八年班長，還是學生會主席，並參加了學校田徑校隊。除了學業外，學校的領袖及課外活動的訓練使我得益良多。

神州大地天翻地覆，運動連連之際，自己卻很幸運地在澳門快樂地成長。1966年，神州又爆發文化大革命。翌年，澳門爆發「123事件」，左派人士欲推翻澳葡政府，轉眼間，有些同學換上毛裝毛帽，手拿紅色小書，在校內走動。幸而培正是教會學校及有紅色大亨的學生家長力保，教育並沒有受到干擾。但很多有機會去香港的同學都轉學到香港了，四十年後卻因此而申請不到澳門身份證。自己無處可逃，所以在培正由小學三年班讀到中五畢業。

在唸中五時，兩位家姊已從大陸偷渡到澳門，再偷渡去香港，家母想盡方法使大家姊夫婦有資格申請我們去香港。中五畢業後，拿着單行入港證。時維1970年，我去了人生第二個大城市——香港。

 

（二）香港

29/8/1842，滿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後，與大英帝國簽定《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割讓，後來又租借了九龍半島及新界。過去一百多年，神州大地多變，香港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國父孫中山在香港受西方醫學及科學思想的教育，孕育了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遂有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之舉，及後中日戰爭，國共內戰及各種鬥爭運動，香港都是小部分幸運中國人的避風港。

 

 

1970 年代，香港的小型加工工業興盛。剛到港的幾個月，我在觀塘一間工廠作生產管理員，實際工作是清理貨倉。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遂與母親及二家姊商量，決定回校讀書，因為我很早就夢想去臺灣大學唸醫科。自從澳門暴動後，臺灣已將澳門劃入黑名單，有些同學早己轉了去香港珠海中學讀中六，自己因為家庭環境關係要到十一月才挿班入讀。

當年，香港衹有港大醫科，有錢的到外國或菲律賓去完成華陀之夢，不少家境清貧的學子都視到臺灣唸大學是理想之地。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崇尚精英制度，祖家文憑最吃香，其次的是香港的大學文憑，歐美國家及英聯邦國家的大學文憑排第三，不承認臺灣及中國大學的文憑。自己在中學三年級己嚮往去臺灣讀醫科，不知天高地厚的我，斷言拒絕數理科何老師的好意，不接受他免費替我補習數理準備考中文大學入學試。雖然知道臺灣大學文憑是不及祖家文憑吃香，若有機會完成自己的志願，深信完成醫科課程，天生我才必有用。

在香港的一年間，除了最初三個月時間在工廠工作外，其餘就是上課，下午下課後去給三位小學生補習幫補學費。參加臺灣大學聯招時，不知是否我根底好或自己運氣好，竟然讓我考入自己的第一志願——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

 

（三）臺北

 

在17世紀被荷蘭人侵佔，後來被清朝收歸國土，由於《馬關條約》，臺灣從1895年到1945年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在1947年12月25日將臺灣重歸中國領土。臺灣大學前身創於日治時代，光復後改名國立臺灣大學，校訓是「敦品勵學，愛國愛人」。

1971年，臺北生活水準比香港落後，物價便宜，祖父每月寄給我美金廿元已足夠我基本的生活費。臺大醫科要讀七年，兩年基礎醫學，住在校總區的宿舍，可以認識到其他學系的同學。三年級後要到醫學院上課及寄宿。醫科課程全部美國制，加上美國容許臺灣翻版美國醫學書籍，對於接軌西方醫學知識幫助很大。

第一年大學的寒假要去成功嶺受訓，雖然大家是少爺兵，有系統的體能訓練使我受益不淺，加上大學頭兩年有體育課，校總區有體育館，運動場及游泳池，為我身體健康奠定良好的基礎。

1970 年臺大爆發「保衛釣魚台」學生運動，校方以後都十分謹慎。加上1971年退出聯合國，所以對學生運動十分敏感，宿舍的舍監都是少校官階。我們讀醫的每日忙於功課，對於政局世事的變化已無暇兼顧，做醫學院宿舍舍監相信比校總區的同事清閒多了。

自幼己養成隨和性格，大學及在成功嶺受軍訓時，有機會被邀到當地朋友家中作客，了解到臺灣中部及山地人的風俗習慣。可惜自己從來沒有落籍臺灣的打算，所以錯過好好學習臺語的機會。

當年，救國團所主辦大專學生的寒暑假活動提供了不少群體訓練，真是值得一讚。自己也參加過金門的寒假團，印象最深的是五年級時，剛參加完寒假活動，聽到同窗，又是培正校友在玉山參加活動時休克死亡。隨後參加葬禮及陪伴同學姊姊帶骨灰回港的景況，四十年來仍然無法忘懷。

在中國文化革命、越戰及臺灣十大建設的時代，我無憂無慮地讀書，順順利利地畢業，並在畢業前考入臺北一間教學醫院長庚作小兒科醫生，自己亦與青梅竹馬的女朋友戀愛成熟。回想八年來在臺北求學工作時間，眼見國民政府終於能夠在臺灣實現以前在大陸不能實現的理想，社會及人民生活水準不斷的提高，我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夠身歷其境。

當自己決定辭職要到英國深造考試時，小兒科主任兼臺大師姐勸我留下，因為她留美的經驗，認為臺灣的訓練並不比外國差，而且到處楊梅一樣花。一向固執的我，哪會聽她的金石良言？在香港結婚後第二天就帶着新婚妻子飛去倫敦，闖向未來。

 

（四）倫敦

倫敦，大概在公元43年由羅馬人聚居而成，是英國的首都，世界上有名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政治上分成32區，各有區政府，倫敦在最近廿年有自已的民選市長。倫敦亦有世界上最繁忙的機場、最古老的地鐵系統，以及43間大學。

 

 

1980年，我們租住了朋友家姊在Croydon出租房子的一間房間。很幸運地，三個月後，我通過了外國畢業醫生的考試，可以向醫院申請工作。最初想繼續進修兒科，因為駕輕就熟，但自己最終目的是考執業文憑試，沒有深厚的內科基礎，那有可能通過文憑試？所以決定申請內科工作。我順利取得第一份六個月的内科工作，醫院在英國中部，加上妻子已有身孕，所以她寄居於在教堂認識的英國人的家庭，我不用值班的周末會回來探望妻子。

在大女未出生前，我轉去隣埠醫院工作，今次一年合約，亦有已婚宿舍，夫妻两人加上初生的女兒有了自己的家庭。已婚宿舍的醫生都是年齡差不多，大家相處和諧，加上自己不恥下問，在準備考試上，得到不少同事的指導。1981年12月我在愛丁堡內外科學院考取了執業文憑，可以取得英國及香港正式註冊醫生的資格。

隨著细女的出生，因為工作而搬到英國東北部，遠離倫敦，繼續在醫院訓練，還要不斷東搬西遷，對於家庭及兒女的穩定成長有很大影響，加上就算在醫院逐步爬上去，能在倫敦區作顧問醫生的機會太微了，決定轉去家庭醫生的訓練，再找機會搬回倫敦工作。訓練我成為家庭醫生的師父是一位很慈祥的愛爾蘭老醫生，我是他最後一位弟子，我自己並沒有從他學到甚麼精深醫術，但他的敬業樂業精神及對病人友善的態度是我的好榜樣。在我完成一年的訓練後，打算搬到倫敦尋找機會。師父帶我與妻子去當地山頂餐廳為我們送行，指著山下的某某醫生豪宅，想叫我改變主意留在約克郡，一向倔強的我，又怎會改變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