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的千山独行
香港首席自由派知识分子李怡逝世。李怡终身从事政论、出版、报刊主编，一生人只做了一种职业，而且只有一种信仰，就是知识分子如何令中国人生活得最幸福。
虽然他的早年，信仰受限于马克思和共产党，但其实此一向往：改善国家、民族生活幸福的愿望从未改变。改变的只是中国的政治环境：由 40 年代末，被视为贪污无能的国民政府退出大陆，中国知识分子满怀希望，迎来一个新的共产党政府，到后来毛泽东使用暴政、邓小平复出而又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环境如镜花水月，风起云涌，但照镜的人还是那一个。
李怡幸好来到殖民地的香港，在百花齐放的环境，主办殖民地政府所能容忍的政论杂志，而且早期有共产党资助背景。没有英国人信奉的宽容，也就没有“七十年代”与李怡影响香港台湾海外留学生知识分子的一个时代。
但如果将李怡比作法国的伏尔泰，却未免忽视了背景的不同。中国并不是 18 世纪初期的法国，虽然有雷同之处。18 世纪初的法国，路易王朝虽然颇为专制，路易十四奉行朕即国家的独裁，但尚未到残民自肥的暴政。
准许若干知识分子发表政见，但因为司法黑暗，教会专权，所以才有伏尔泰和卢梭等人提出的天赋人权说。
伏尔泰没有因为为民请命而被投入监狱，但中国的帝制却连绵不断，虽然经历过 20 世纪中期，大陆的民国、香港的殖民地管治，开创了短暂的空间，这才出现了由胡适、鲁迅到李怡和殷海光，此一短暂的中国现代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风景。
但随着 1949 年大陆闭关，香港到了 21 世纪初，逐渐也实行闭关，李怡的自由主义也无法生存。
加上中国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从来未曾经过现代化。所谓的 Intellectuals，应该叫做“知识人”，应该不只限于读文科和历史政治的所谓书生，而应该包括医生、律师、银行家、工程师。但是在中文的系统里，一说到“书生”，就联想到只读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的文科人，而不包括科学家和金融界精英。
中国人社会将“文科人”定义为“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有为民请命的义务，但是科学家和金融银行家却不必有。
而在西方社会，天文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同时关心社会，为人文的前景发出警号。爱因斯坦对西方的教育和经济都发表过许多伟论，特别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西方现代世界。
然而，丘成桐和段崇智，一旦由美国应聘到北京和香港，都不能发表在他们的专业范围以外的意见。一旦段崇智在香港的中大学生参与社运之时，以校长身份付出某种的关怀，即刻遭到亲中势力的恶意攻击。
这就是中国人社会对所谓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局限。李怡的“七十年代”，以海外台湾留学生为对象，当时他们许多在美国读电脑和电机工程，却同时跨界组织保钓运动，而保钓是一种社会关怀。他们只能在美国的自由环境作此越界的研究和活动，回到台湾，一切都被监视，因为当时台湾处于戒严状态。
李怡的悲剧在于太过孤独，而他的孤身马拉松，虽然在下半生也赢得掌声，但掌声只限于掌声，来自观众，而不是整个知识专业阶层，包括工程师和医生，听了李怡的政议，积极地投身改善社会人民生活幸福的工程。
只有李怡一个人，用一生跑完了这场危险的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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