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外交官：香港缺少的不是民主，是治理

2019-07-16 紫荆
文/比拉哈里·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

在我写这篇文章时，香港的街头运动仍在继续，尽管引发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已被搁置。这场街头政治运动是2014年“占中”的新阶段。

造成两场街头运动的直接原因或许有差别，但同样之处在于它们都源自许多香港人的焦虑，他们担心受到北京方面的支配。我不知道这样的街头运动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但我很确定它最终会达成什么效果：一事无成！

我能理解香港人的不安，他们担心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严格管制，但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

没有国家会给示威者提供实际支持

自从19世纪末晚清以来，不管中国实行帝制、共和制还是共产主义制度，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向来建立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我认为中国中央政府不会急于直接管控香港，但它也绝不会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

在香港和西方人士看来，“一国两制”这四个字的重点在于后两个字“两制”，但中国中央政府显然更在乎“一国”。至于英国领导层1997年是怎么想的，和他们现在声称当年怎么想的是否一致，我不愿过度揣测。

北京方面愿意容忍“两制”的前提是“一国”不受影响。但香港示威者–尤其是那些违逆法律、诉诸暴力的人–恰恰在破坏“一国”这个前提。

北京方面不会贸然采取行动。中国国内有更大、更迫切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中美贸易战而变得更加突出。所以在香港问题上，中国可以等。毕竟，香港会去哪里？香港又能去哪里？它无处可去。除了翻翻嘴皮，哪个国家会真的给示威者提供实际支持？没有国家。

暴力冲击令外界怀疑港稳定和法治

香港人习惯地认为整个宇宙都围着自己转，这种幻觉恐怕是从英国人那里继承来的。但有个状况示威者没弄清楚：香港已经没什么特别的了。

历史上，自从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港岛给英国，香港就起着连通中国与世界的作用。但现在即便是中国内地三四线城市也与世界有着直接的联系。特朗普政府也许会使中国与外界的接触变得困难一点，但任何让中国和世界脱钩的企图都注定失败。香港现在只不过是中国众多城市的一个罢了。

当然，香港还是有一些优势。香港避开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的政治变迁，并实行法治，因而走向了繁荣。不过，持续的示威以及暴力行为使世人对香港的政治稳定和法治产生了怀疑，并将加速侵蚀香港仅剩的一点独特性。

西方人在看待香港问题时，一般都将其解读为香港人在要求更多权利与自由。《纽约时报》7月8日一篇文章的标题很典型地反映出这种态度–《推动香港抗议者的是一种更大的需求：更多民主》。

也许香港人确实想要更多民主。我觉得他们的理想主义和勇气固然可嘉，但我怀疑他们没有常识。

从1842年受殖民统治到1997年回归，这155年期间，英国一直把香港当做殖民地来统治，而不是什么民主政体；香港人是英王的臣民而不是英国公民。只有等到殖民统治即将寿终正寝的时候，英国才突然改恶从善，一下子把香港人政治的期待提高到没有任何政府能够满足的程度。

今天的香港人是公民，是中国公民。他们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权利与港英时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比内地中国公民享有更多的权利。还想指望什么呢？

商业大亨的权力阻挠了港改善治理

香港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民主，而是更好的治理。良好的治理离不开政治代表，但它们并不是同义词。

许多香港青年之所以上街游行，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挫败感，而造成这种挫败感的是他们对未来失去了信心。香港的平头百姓几乎不可能买得起房，甚至稍微体面点的房子连租都租不起，其引发的社会后果远远超过住房问题。

要实现政治稳定，就需要广大的利益与体制紧密相关的有产阶级。2018年，香港住房自有率刚刚超过49%。而在新加坡，这个比例是91%。

我怀疑在所有香港人里面，唯一让英国在意的是那些商业大亨。只要他们象征性地服从英国统治，基本上就随便他们怎么发横财也没人管，他们发财伦敦也跟着发财。香港老百姓之所以能享受到一些权利，完全是因为英国要为商业大亨创造发财的条件，只是顺便让普通人沾了光。

香港回归之后，这些商业大亨的权力没有被剥夺。他们对中国政府也只是程序上的服从，他们大部分财富可能已经不在香港了。但正是他们的权力阻挠了香港改善治理，以及制定合理的住房政策。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普通香港民众的愤怒和挫败感竟然没有直接指向这些富豪。

不认为中国政府的耐心是无限的

我不认为北京方面会直接干预来稳定香港，因为这样做对香港是一个严重打击。同样，我也不认为中国政府的耐心是无限的。

长远来看，发生在香港的事端只会使中国政府坚定决心好好整治这块地方，否则就无法无天了。不采取措施将对中国的统一造成更大的影响，特别是未来还要用“一国”的框架解决台湾问题。与“一国”相比，香港能不能维持繁荣，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个次要的考虑。

人们经常把新加坡和香港看作竞争对手。两者当然有某种竞争关系。新加坡可能因为香港的麻烦获得一些短期利益，不过真正深谋远虑的新加坡人明白，稳定繁荣的香港才符合新加坡乃至整个地区的长远利益。

新加坡对香港报以同情，但这是当你的朋友或亲人绝望地想自杀时你感到的同情。大多数新加坡人绝不会效仿香港人。与香港不同，新加坡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只能期望香港能在干预到来之前自行稳定下来。

示威者要明白一件事，修订《逃犯条例》恰恰是在强调“两制”。否则，既然都“一国”了还修订什么呢？另外，无论修不修订条例，难道逃犯躲在香港就能躲掉内地的法网吗？

本文作者系新加坡前外交官，原刊于7月10日《南华早报》，范莉译。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媒体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