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生在美國,下一代想死?

由二○○九年至二○二一年,美國政府向全國八千個中學生展開問卷調查,研究這一代中學生的心理狀況。結果發現聲稱感到「悲傷」、「無助」、以及對人生「無奈」的美國中學生,由二○○九年的26%,上升到去年二○二一年的44%。這是戰後的調查以來,全國中學生精神狀態低落頹喪的最高紀錄。

其中每四名女生,就有一個表示,在新冠狀病毒期間,有嚴肅想過自殺。此一比例,比男生多一倍。
在LGBT群組,亦則男女同性戀、相性戀、變性等邊緣族群的中學生之中,聲稱在疫情期間想自殺的,高達一半。在異性戀的中學生之間,有自殺之念的只有14%。

雖然近年大愛包容意識形態增加,中學甚至小學教育,鼓勵美國下一代「站出來」〔Come Out〕,痛快陳述自己的性傾向,但光明磊落的訴說出來,不一定更「快樂」。病毒隔離期間,LGBT學生比正常異性戀學生「更想死」,尤其在白人中學生之間,可能淪為天生被指控為祖先曾經畜養奴隸的帝國主義罪惡厚待少數族群,白人學生比黑人和有色族裔更悲觀。

然而,不只是中學生,美國全國自二○○九年以來,不論黑白等所有族裔,異性戀和同性戀少年學生、有過性經驗與從未有性經驗的中學生,全國五十個州,都聲稱感到抑鬱、悲傷、無助。

通通都想死,到底有何解救?有專家分析,認為倒不必太悲觀。比起二十年前,美國的中學生和青少年更敢於剖每內心世界。上一代的中學生不一定比這一代快樂,只因為上一代因宗教與家庭倫理道德等壓力,不敢剖白,不敢傾訴性傾向。

自從克林頓戰後一代總統當權,美國的道德倫理逐漸顛覆,自由主義擴張,學校大量開設社工職位,課程鼓勵中學生公開討論性身份、性意識、性傾向,因此,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土社會氣氛下,青少年只是比他們的上一代更取於講老實話,只要過了此一階段,大步邁過每一代在成長期間感到困惑的心理門檻,一定苦盡甘來。

然而,這一代青少年遇到的困難,就是全國蔓延的瘟疫。瘟疫病毒導至在家以電腦在線上課,課室的社會環境取消長達兩年,教師與學生之間、同學之間缺乏社交生活,學生的孤立感比上一代嚴重。

覺得莫名其妙的悲傷和抑鬱,基本上來自隔絕之下的孤獨。雖然網絡的屏幕在前,Online打機可以連結,父母拒諸書房拍外,雖然一九六八年的電影「畢業生」中,男主角德斯汀荷夫曼,大學畢業,出席家庭派對,感受的是同一性質的孤獨感,但在半世紀後的網絡瘟疫世代,此一孤絕感有不同的演譯,延伸出的悲哀,也比上一代深遠得多。

拜登已經七十九歲,下屆可能回朝的川普也已經七十八,美國中學和大學生這一代,十年之內,就會投身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事業,而且逐步成為決策者。不但進佔華爾街與荷李活,矽谷與Netflix,如果美國的國運繼續不衰,他們會成為世界下一代的領導者。

然而這群未來領袖,中學時代卻廣泛感染了孤獨和悲哀。

看看今日的普京,再看明日的美國總統,你對人類的前途,信心是增加了,還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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